河南郑州120延误事故的背后，是我国被忽视了30年的院前急救

河南郑州120延误事故的背后，是我国被忽视了30年的院前急救

最近河南大学女生死亡事件，让民众开始反思120急救系统

在120急救电话的录音中，家属公开的女孩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求助的女孩不停地描述自己的头疼，在提供了自己学校和宿舍的信息后，试图按照电话另一端的要求继续描述自己的详细地址。整个过程持续了8分钟。然而，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这是一项太过艰巨的任务，她失败了。电话那头，女孩又沉默了。当她的室友回到宿舍时，她失去了知觉。

在那个致命的电话打了将近两个小时后，她室友叫的救护车终于来了，女孩被送到了医院。然而，挽救她的生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最后，她死于脑出血。

网络舆情沸腾后，120急救热线相关的5名工作人员被问责。其中，接女孩电话的调度员因“业务不熟练、对急诊患者病情诊断判断错误、调度语言不规范、对急诊报告敏感度不够、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方式单一”被辞退。

但是，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不熟练”、“不规范”、“不称职”的调度员放在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上呢？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中国院前急救体系的复杂和无奈——作为长期亏损的公益部门，需要专业人员，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薪酬和晋升制度；这么重要，却常年缺乏法律保障。它只能作为卫生系统中一个不受待见、无法安置的边缘科室而存在。

这么重要的救命岗位，却没有经过医学训练。

这简单的一句“如此重要的救命岗位”不足以概括调度员岗位的复杂性。

在“院前急救-急诊室急救-ICU救治”的整个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最前端，是接受救护车调度的120急救热线。

从急救数据中你会发现，调度员最常规的工作不是“救命”，而是筛查。

2018年底，江苏省常州市曾公布当地全年急诊数据:全年225089个报警电话中，有效呼叫54562个，仅占总数的24%，最终出诊35036次，救治患者34031人，约占报警电话总数的15%。

早期在“有电话必有电话，有呼救必有车”的调度原则下，调度员的工作并不具备严格的医疗属性，而是要去找“接线员”收集病人的病情、病情、姓名、电话、位置等信息，派出救护车。

梳理多地对调度员的招聘要求，八大健康报发现，对调度员这一职业要求最高的是护理背景或相关工作经验，大部分招聘并不要求应聘者具备医师资格。所以严格来说，调度员不是医生护士，他们只是属于医疗系统。在这个行业中，非医学背景的人经过不同形式的培训后加入应急调度队伍的情况并不少见。

符合这一要求，调度员虽然24小时2-3班，但不与医护系统共享工资机制。行业整体待遇不高，月薪2000-5000元不等。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往往不要求医学背景的调度员，往往需要做一些经验丰富的医生才能做的工作——通过电话那头描述中的线索，判断病人的病情，合理调动有限的医疗资源。

常州市22.5万个电话中，重症患者只有不到5%。调度员需要依靠自身的医疗水平来识别这些患者，快速判断患者的病情，调度车辆，甚至偶尔进行专业的远程急救指导。

以心源性猝死为例。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救治时间是4分钟，每延长一分钟，急救成功率就会下降20%。如果持续超过10分钟，患者的希望就很渺茫，急救系统的理想反应时间应该是“10-15分钟”。这时候第一目击者就有可能现场施救。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要求“120急救电话应引导第一目击者参与心肺复苏等院前急救过程”。

另一方面，如果调度员不做出判断，刚性调度必然导致急救资源的浪费，而这种浪费很可能就是生命的代价。

长沙医学院护理学院刘墉等人在《国内外院前急救现状》一文中写道，刚性调度“不仅可能导致病情较轻的患者在救护车到达后拒绝上车，还可能导致真正危重的患者在同时拨打多个求救电话时，因救治力量不足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

至于调度员职业化，一直呼吁调度员职业化、专业化的河南平顶山市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武秀坤在2021年的一篇文章中坦言，“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推进120调度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特别是对所有调度员进行以岗位知识、基本技能为主的综合业务培训，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一切从零开始”。

调度员的职业化需要从零开始。而危重病情的判断需要每天进行，目前只有大专、中专毕业，没有经过医学培训的调度员通过一个电话才能实现。

上海中医药大学重症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方邦江向八点文健解释，在河南120事件中，调度员之所以“主观认为患者是青年大学生，病情不危急”而做出错误动作，与其对院前相关急救规章制度执行不力，专业能力不足有关。这些不足导致调度员无法达到对患者病情进行判断和决策的水平。如果调度员不能准确判断病情，可以向专业同事求助，但不能在没有仔细了解对方病情的情况下，贸然拒绝调车。毕竟“就近派遣救护车是规定的专业动作”。

提高调度系统的医学判断能力是一个国际难题，但在急救体系成熟的国家已经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案。

上海市医学会急诊医师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科及创伤中心主任卢一鸣告诉八点文健记者，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院前急救系统SAMU的法国，采用的是“一线操作员加调度医师”的两级分诊模式。一线话务员接到电话，进行基本评估。如果超出一线操作人员的判断能力，则由调度中心有多年急救经验的调度医师决定。

在美国采用“零分钟响应+医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以下简称MPDS系统)”，其中参与调度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后才能上岗，并且还需要进行再培训和再认证，以保证与系统同步。

更专业的疾病知识必须来自临床。卢一鸣告诉八点文健，他们科室突发昏迷后CT检查发现的脑出血年轻人，80%到90%都是先天性动脉畸形。“就像大脑里的定时炸弹，情绪激动、高血压、剧烈运动等。，这些都可能诱发脑出血。”因此，他建议在院前急救调度中配备一定比例的专业急救医生。“在短期内，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应急资源。

但是，对于我国目前的院前急救体系来说，无论是吸引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建立有效的培训路径，还是通过信息化手段适配MPDS系统，都意味着财政资金的进一步投入。相对于每年越来越多的急救站和救护车，这些都是需要更多智慧和时间的“内功”。事实上，在郑州120事件之前，关于SAMU、MPDS、调度员专业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42个地方的办法，保障不了急救中心的人才和经费。
分散混乱的调度系统只是我国院前急救体系难以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缩影。设备，急救资源的分配，急救医生和护士的培训和晋升考核，急救立法…..都缺乏可操作的标准化设计。

自上世纪末我国各地首次建立院前急救体系以来，因地制宜，分化出多样化的体系。1997年，中国邯郸急救站的王永春撰文总结了当时的五种院前急救模式，并建议“我国院前急救应考虑单独成立医疗救援中心，单独培养急救医生承担院前急救任务”，“尽快建立以某种院前急救模式为主，多种模式并存的特色急救医疗体系，并制定出”

20多年来，这些多样化的模式并没有统一，而是不断巩固发展至今，各有其固有的优缺点:

在完全独立于医院系统的“独立”急救中心，排班灵活，但需要“打造”人才培养和晋升体系，才能留住人才。

八大健康报了解到，院前急救医生与院内急救医生对疾病的深入了解存在一定差距。”从医学角度来看，有些急诊医生不能算作合格的专科医生。”当院前急救医生足够优秀时，急救中心就成了“跳板”，他们会再次流向院内急诊科。

在支援模式下，医院急诊医生参与院前急救。例如，一些急诊医生在医院呆三个月，在院前医院呆三个月。而这类医生的医疗水平是足够的，但由于接诊医生的偏好，“病人往往不一定被送到最合适的医院”。

由于人员短缺，一些地区出台了急诊医生参与院前急救的政策。但是这种高度机动的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帮助急救中心提高自身的能力。嘉兴市急救中心的朱敏亚、许智宏在2019年撰文称，“该中心的模式是急救医生由医院派遣，只能提供急救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急救技能无法提高以满足需求”。

还有与110、119联系或与消防结合的急救中心。这种模式在协调交警、巡特警、治安警、刑警、消防系统时会很顺畅，到达时间有保证，但有资源浪费的风险。

但在急救中心指挥、医院系统调度的模式下，急救与其他系统的协调会影响调度时间。一位急诊医生告诉八点文健，“120调度单个错误地址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他最迫切的建议是“希望120能有手机定位系统，报警人可以通过app直接定位并发送到平板电脑上。目前我们的平板和砖头没什么区别”。

然而，为世界各地的急救中心提供规范和保障的并不是预期中的急救法，而是细节各异的地方法律法规。根据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张艳、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邢殿国的统计，截至2020年6月，我国现行有效的院前急救地方性法规共有42部。

大部分办法没有对院前急救网络的设置和急救人员的资质做出明确规定，对专项资金的来去和前后院的衔接大多缺乏操作性指导，对急救违规和患者无故拨打120占用公共资源没有做出明确的处罚措施。

40多种办法中，9件立法10年未修订，国家标准文件《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已有8年。

对于河南郑州120延误急救事件中接线员及相关责任人被辞退的处理，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平息事件，但无法解决医疗急救漏洞”。

上述急诊科医生告诉八点文健，急诊科有明确的职称分类也不过是两三年的事情。医院里的大多数急诊医生都是来自其他行业的年轻人，他们都是身体健全的男人。与成功接入院内晋升体系的急诊医生相比，院前急救的专业化依然冷清。

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院前急救和院内急救场景的差异是否值得分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方邦江告诉八点文健，目前院前急救还没有完全专业化、规范化，各省市院前急救的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全国医学院校中开设院前急救专业的学校屈指可数。

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的培训要求并不完全一致。院内急救医生需要经过三年培训等常规程序，而院前急救医疗，尤其是独立急救体系中的医疗，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培训条件。

2017年，上海率先尝试将院前急救医疗纳入院内急救培训体系，但这一计划在近两个月后流产。负责第一批培训任务的卢一鸣告诉《八健康新闻》，接受培训的医护热情很高，但很快急救中心就把人调回自己培训，“因为急救中心没人工作了”

在前述嘉兴市急救中心的论文中，写道“高学历、高职称的医生送到急救中心工作，是一种人才浪费”。

在那篇文章的结论中指出“院前急救医生队伍需要的是专科人才，不一定是高年资、高学历，但院前急救队伍必须相对稳定，急救技能必须专科化，需要全科的医生更合适，才能满足院前急救患者的需要”。

所以，这就成了院前急救岗位的尴尬。需要稳定的人员，专业化程度不低，但没有院内急诊高。所以这个系统没有匹配自身需求的培训和晋升机制。

不受欢迎的院前急救:供不应求，而赤字。
“目前公立医院运营的本质是自负盈亏，急诊科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亏损科室。虽然近年来急诊科越来越受重视，但它始终是一个逆市科室。就医疗而言，这个专业干的活最脏，但是发展很差，有几个方面冷门。”

前述参与院前急救的急诊医生甚至形容院前急救是医院的“血汗工厂”，“工作时间和强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急救中心作为公益性机构，其收费和定价应严格遵循当地相应的价格标准。而且对于灾难性事故、突发紧急情况，确实无力支付的，急救中心也需要实行免费救助。

“真的无力支付”的另一面是不愿意支付。其实很多人对中国的急救体系有着非常片面和固执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叫救护车本身应该是完全免费的。

一位接受八大健康报采访的医务工作者曾表示，很多人在听说叫救护车还有收费的时候，都会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惊讶，有的还会坚决拒绝付费。

北方某市急救中心一位负责人无奈地说，救护车出了十次，至少有两次收不到任何报酬。江苏徐州急救医疗中心财务科科长连洁的一篇文章曾显示，徐州市2020年共出动有效列车35240列，其中免费施救列车7459列，收费率78.83%，免费施救率21.17%。

急救中心的财务状况只能用“东挪西挪”来形容，亏损几乎是正常的。而且，做的越多，亏的越多。

北京急救中心高级会计师余淑英曾指出，2015年至2019年，北京市院前急救平均费用共计1409。9元，而平均收费只有218元，平均亏损差1191。9元。

但连洁的文章显示，2020年，院前急救的实际平均费用约为1002.12元，扣除急救收入和各种补贴后，仍有733.52元的赤字。对于这个缺口，连洁给出的弥补缺口的解决方案包括:压缩不必要的公共支出；医疗机构协调解决；向主管部门申请应急保障专项工作补贴和免费救助。

在中、英、美、法、德四国院前急救模式的各种比较中，往往被忽视的部分就是中西医疗体系的差异。在我国，院前急救体系的收入由“财政拨款+业务收入+上级补助”构成，而在向患者收费上保持了基本的公益属性。

在美国的院前急救体系中，一辆救护车可能要几千块钱，一次骨折外伤的院前治疗可能要几千块钱，保险才能报销。根据徐州急救医疗中心发布的上述文章，当地救护车单程收费，收费标准为7公里以内40元，7公里以上收费价格为4元/公里，骨折外固定50元/次(不含外固定材料)。

“高收费会限制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但高可及性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有的老年人便秘会打120，这是常见病，一般不需要急救”，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医学生也不喜欢急诊医学。江浙一带医院急诊科的一位教授在今年3月的一次小范围分享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今年我们医院整个急诊科只有一个研究生，310多分，但是其他专科都很紧缺，389分…从今年开始，我们的急诊科已经超过了19年的高峰，但是相关文件支持重症、麻醉、呼吸、感染，文件里没有急诊科。要知道，很多医院连基本设备都没有。

然而，在医学生忽视院前急救的同时，院前急救的需求却在持续上升。

目前，全国各地的院前急救系统都要经受疫情的考验。卢一鸣告诉《八健康新闻》，上海疫情期间，120急救系统接到报警的数量是平时的6倍。

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危重急救的需求也会上升。数据显示，尽管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逐年下降，但院前急救服务需求却呈现持续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9.6%。

在需求上升的现实威胁下，可能是时候理顺各种关于人、资金、制度等“复杂而说不完的问题”了。在院前急救系统中。